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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半岛的耶稣会住所内,弗朗西斯科·佩雷斯神父正对着一本汉语启蒙读物《三字经》发愁。那些笔画繁复的汉字在他眼中如同天书,更不用说那四个神秘莫测的声调了。“天——地——人——”中国老师王先生一字一顿地教着,花白胡子随着发音微微颤动。“天——地——人——”佩雷斯笨拙地模仿,声调却完全走样。几个旁听的年轻传教士窃窃私语,显然也遇到了同样困难。王先生摇头:“神父,‘天’是取义,曲解圣贤”。辩论不欢而散,但引发了佩雷斯的深思。他意识到,单纯的语言翻译不够,需要更深层的文化适应。他决定采取更大胆的举措:不仅翻译基督教文献,也将欧洲科学著作译成中文。于是,欧几里得几何学、亚里士多德哲学、托勒密天文学都成为翻译对象。这个策略收到奇效。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“西学”产生浓厚兴趣,间接促进了宗教对话。徐光启等开明士人开始与传教士交往,既学科学,也讨论神学。语言学习也带来意外收获。在教授拉丁文时,传教士们发现中国学生对语法极感兴趣——汉语缺乏形态变化,拉丁文的格变位让他们着迷。“或许语法能成为突破口?”利玛窦突发奇想,“通过教授语言规则,潜移默化地传播思维方式。”于是,澳门出现了奇特的场景:中国学生学习拉丁文法,传教士学习汉语声韵,双方在语言这座巴别塔上艰难攀登,试图搭建沟通的桥梁。一天深夜,佩雷斯在翻译《圣经》时陷入沉思。他意识到,最大的翻译难题不是词语,而是背后的整个世界观。如何让中国人理解“道成肉身”?如何解释“三位一体”?窗外月光如水,他忽然想起《道德经》中的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——真正的真理难以言说。也许所有的翻译都是近似,所有的语言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,而非月亮本身。这个顿悟让他释然。;更不知道,这些语言学习的尝试最终将催生出一批中西合璧的文化巨人。此刻的他,只是对着烛光,继续推敲着一个汉语词的最佳译法。窗外,潮声阵阵,仿佛在应和着人类永恒的努力——跨越语言的隔阂,寻求心的相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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